瑞典：“哥德堡”沉船古茶
瑞典東印度公司設立于1731年，至1806年基本停止業(yè)務；在這75年中共有35艘135次航行，其中專程來華的航行達132次之多；其運輸的貨物中，茶葉始終是兩國貿易中的最大宗物品，而武夷茶與徽州茶所占比重最大。往來于古代海上茶葉之路的瑞典航船，不僅有故事，還有傳奇，更有回憶……
雍正十年（1732年），在中國與瑞典的歷史上，是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一年。瑞典“腓特列國王號”作為其國家來華的第一艘商船，抵達廣州。著名的《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記載：“瑞國在西北海中，達廣東界俱系海洋計程六萬余里……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歲歲不絶。每春夏之交，其國人以土產黒鉛、粗絨、洋酒、葡萄干諸物來廣，由虎門入口。易買茶葉、瓷器諸物，至初冬回國?！薄半杼亓袊跆枴鄙檀嫌袀€大班叫坎貝爾，他詳細記載了在穗城的活動，其中商務多與買茶有關，“……半個月內裝了六百箱茶葉?？傆嬔b載有紅、綠茶共2183箱。
另有100件半箱裝、6件小箱裝、23件籃裝、46件簡裝以及422件罐裝或盒裝茶葉；其中有1030642磅武夷茶（紅茶），共2885箱；有7930磅熙春皮茶，共140箱；2206磅熙春茶，共31桶；還有其他各種綠茶共1720罐。1750年，瑞典“卡爾親王號”商船來到了廣州，隨船牧師叫彼得?奧斯貝克，他是瑞典博物學家林奈的學生。彼得在其有名的《中國和東印度群島旅行記》一書中，對于茶葉有著詳細生動的記述，他提到十余種茶葉；他說“品種最好的非常好聞”。在書中，彼得記述了“卡爾親王號”返航時運載茶葉的清單：有松蘿茶，有熙春茶，還有熙春皮茶……等茶共1720罐。
中瑞茶葉貿易史上不幸的一幕，是“哥德堡號”商船沉沒事件。1745年9月12日,瑞典“哥德堡號”在駛入瑞典哥德堡港口時沉沒,當時載有366噸中國茶葉,數量最多的是安徽休寧地區(qū)的一種松蘿茶?！皳涊d,這就是安徽休寧的松蘿茶,屬綠茶類”。“哥德堡號”前后三次來中國，在其運載的貨物中，茶葉是主要的物品；第一次貿易收到48%的回報收益，第二次為40%。茶葉是所有貨物里最賺錢的，兩次分別帶回來255噸和317噸”。第三次返程時雖然沉沒，但從保存下來的貨物清單里，可知當年“哥德堡號”裝運的情況；計有2677箱茶葉，相當于366噸；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多為茶具；還有19箱1180卷絲綢……僅茶葉就占總運量的近三分之二?！吨腥A茶葉五千年》一書明確指出：1993年9月，瑞典“哥德堡號”沉船茶葉等珍品在上海市博物館展出……370噸茶葉共2000多只茶箱浸沒海底239年，多數已霉爛；由于錫罐封裝嚴密未受水浸變質；實物展品中有茶箱（每箱約90公斤，茶葉結成團塊狀）和罐裝茶（瓷質或錫制罐封裝的茶葉色澤灰黑無光澤，但尚成條形）以及瓷質茶壺、茶杯、茶盤及儲茶罐；根據貨物清單并經專家鑒別論證，打撈出的茶葉為清乾隆時代出口的中國松蘿茶。也正是因為茶葉是用錫罐封裝，所以，被泥淖封埋了239年的茶葉未受到水浸變質，沖泡飲用時香氣猶存。因為錫自身的特質優(yōu)點，可以有效保持茶葉的色澤和芳香。而用錫罐密封茶葉，則是松蘿茶出現以后才開始的，之后一直被廣泛使用并受到人們的喜愛。
廣州：“十三行”與徽州商人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開海禁，在廣州設立粵海關，繼而設立壟斷對外貿易的公行；從此，中國由貢舶貿易轉變?yōu)橥ㄉ藤Q易，從而掀開了外貿史上重要的一頁。次年，廣州巡撫發(fā)布征稅公告，首次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劃分開來，在征稅上予以區(qū)別。凡經營洋貨進口和出口土貨的行商，俗稱為“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質。因茶葉是清政府限定由公行壟斷經營的主要商品，所以，外商想要購買茶葉，只能委托公行代理。“十三行”在《南京條約》簽訂后廢除，前后共存在120年；在對歐出口，組織茶、絲、瓷大宗貨品方面曾起到了重大作用。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洋商締結十三條行規(guī)，在涉及經營販賣貨物中，只有茶類定為“獨攬”，如規(guī)定“綠茶凈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據《清代廣州十三行紀略》記錄：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三行重組‘公行’，并規(guī)定專攬茶、絲各大宗貿易”。對此，《簷曝雜記》記載：“大西洋距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其時，徽州茶商海外茶葉貿易，初始攜松蘿茶從杭州、明州(今寧波)等港市出口與外國人進行交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規(guī)定廣州一口通商后，又明令安徽等省的茶葉必須先運至廣州，然后才運銷外洋。
因此，五口通商前，松蘿茶出口幾乎集中于廣州。據文獻記載，廣州“十三行”之初有五家粵商，五家閩商，三家徽商；而從事對外茶葉生意的劉東生則是三家徽商之一?；丈虅|生“身家殷實，貲財素?！?；他的“東生行”在對英國的茶葉貿易中，占到了貿易股份中的三成；他銷售的茶葉大部分是來自徽州，主要是松蘿、屯綠、婺綠、珠蘭花茶等徽州名茶。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記載：清代外商對于“茶葉一項，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處采買，經由江西運入粵省”。以美國東印度公司為例，1700年，美印公司從中國采購300桶上等徽州松蘿綠茶和80桶武夷茶，1703年運入7.5萬磅徽州松蘿綠茶，1萬磅珠蘭花茶等?；罩莶柰怃N生意的興隆，使劉東生的名聲大振；乾隆六十年(1795)，劉東生的“東生行”在廣州諸行商中排行第九，到了嘉慶元年（1796），迅速上升到第六位；而到了嘉慶四年前后，則是上升為第五位；因此，劉東生與伍怡和、潘麗泉等人一樣，成為了十三行的重要人物。徽商葉上林(?～1809)，字啟文；徽州婺源朗湖人。清光緒《婺源縣志》卷33《人物?義行》記載：葉上林“貢生，賦性恂謹。中年貿易嶺南，家漸裕，自持儉約，遇善舉則慷慨不少吝?！?span id="n5hvt3p" class="bloc_gallery">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葉上林創(chuàng)辦了“義成行”并開始獨立發(fā)展；葉上林的主營業(yè)務是茶葉，尤其是茶葉出口，幾乎成了他牟利的重要資源。他憑籍著家鄉(xiāng)出產的茶葉深得英國人的認可；因此，他把松蘿、珠蘭、祁紅、屯綠等徽州茶葉進行精加工后運到廣州，以致被外國公司及商人視為上等品，并稱徽州茶是“中國茶品質之最優(yōu)者”。1776年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還有公司與葉上林“義成行”茶葉生意往來的記錄；英國商人還尊稱葉上林為“仁官”；因此，葉上林理直氣壯地將徽州茶高價賣給了英國、丹麥、瑞典等國的商人。
松蘿茶在世界各地暢銷，這個情景也引起了粵海關的重視。清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七日（1759），粵海關監(jiān)督尤拔世，向朝廷呈報了需要宮中朱批的《奏請更定外洋出口茶稅事》奏折；奏折的主要內容是“將武夷茶每百斤原估價八兩，酌改每百斤十三兩，松蘿茶每百斤原估價七兩，酌改每百斤估價十二兩……請皇帝欽準后施行?；浐ｊP將松蘿茶的“估價”提高，是有目的的……海關對出口貨物的“估價”又叫“估值”，是一項對出口貨物加征的“雜稅”?！半s稅”的條目繁多，在海關整個稅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幾乎與繳納朝廷的“正稅”相當。說白了，“雜稅”是由海關自己支配的，而“正稅”是要上繳朝廷的……粵海關在為清廷提供了巨額的財政收入時，也想為自己提高收入；于是，粵海關就選中了出口量最大的茶葉——松蘿茶和武夷茶；既然各國都要買松蘿茶，既然松蘿茶銷售量這么大而且又十分暢銷；那么，購買松蘿茶的每條商船增加五兩銀子的“估價”（雜稅），這樣，粵海關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美國人威廉?C?亨特在其所著《廣州“番鬼”録》一書中說：“英國人和荷蘭人在17世紀前半期出現在廣州，相繼而來的是丹麥人、瑞典人和奧地利人、西班牙人。后來，他們自己也來到廣東省城?！边€有法國、墨西哥、普魯士等國的商船?？傊瑸榱瞬枞~，明末清初西方國家的無數商船進入了廣州；當然，世界各國的商船購買的并非全部都是徽州茶，但這些商船基本上都購買過徽州茶而且是數量頗多……”隨著徽州茶葉外銷數量的增長，徽商販茶到廣東的人越來越多，廣州城內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經營外銷茶獲利豐厚，俗稱做“洋莊”茶；徽州當地人稱為“漂廣東”、“發(fā)洋財”。由于販茶入粵，獲利極厚；因此，徽州茶葉的采買基本都是以徽商為主體。
史料對徽商在廣東業(yè)茶的記載頗多，僅光緒《婺源縣志》卷三十三、三十四（人物?義行）就記載了眾多的茶商人物。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鴉片戰(zhàn)爭后，輸往廣東的徽州茶葉越來越多，徽商從事外洋貿易的人員也是越來越多。如廣州十三行中“隆記行”的創(chuàng)始人張殿銓，就是把握了商機而發(fā)財的；據《先祖通守公事略》記載：“通守公……避地蘇州，日與皖浙茶商檢習。皖茶皮珠雨、松蘿兩種，得通守公發(fā)明制法，乃信有名?；鼗浽诔俏魇凶栽O隆記茶行……先是安徽綠茶常為行商所輕，自用通守公制法，乃人奔而我取。皖綠茶來粵，隆記則全行銷售，人方危之。一日西商附洋舶來言，專購綠茶，求之他行無所得，次至隆記時，通守公適心動，約以晨方議價，及群商先后麇集，價定則爭相采辦，歡呼乃散，立致巨富”。
江有科是徽州歙縣芳坑人，也是一個肯動腦子、善于總結且頗有儒風的徽州茶商。清道光七年(1827)，江有科寫成了《徽州至廣州路程》札記一冊，詳細記載了運茶所經的550余處城鎮(zhèn)村莊的風情、距離、交通、費用等情況；甚至是何處可乘舟、何處當起岸、何處設關卡、何處不安全等等，都作了具體的記錄。為了與外國茶商恰談生意，江有科還寫了一本接洽外商的札記，專記外國的語言、度量衡、交往禮節(jié)、生活風情以及等；甚至還將數百條常用英語用漢字注明意義和讀音；這種被人稱作“廣州英語”的小札，對江有科與外商洽談茶葉業(yè)務，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徽州茶：屯綠、祁紅，出口稱雄
從世界經濟發(fā)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蘿茶和屯綠茶，在長達幾百年的中西茶葉貿易活動中，一直是擁有良好的品質、美好的聲譽和絕對的話語權。屯綠茶的創(chuàng)制以及暢銷世界各國，完全是造應國際市場的需要；同時，屯綠茶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標竿！盡管屯綠茶創(chuàng)制的時間在業(yè)界是各家說法不一，但總括起來；第一、屯綠是在松蘿茶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第二，屯綠是經過復制過程的,制法比青茶更進了一步；第三、屯綠之得名是與大量銷售到世界市場分不開的。
《中國名茶志》對“屯綠”的介紹是：清代同治、光緒年間，精制茶分珠茶、雨前、熙春3個種類。珠茶：以其結構渾圓，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別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輕重分為5個品級。雨茶：以其形長似雨點而名，分別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輕重分為5個品級。熙春：結構為不規(guī)則的塊狀，由芽頭和肥厚葉子疊合而成，分別按茶塊大小和身骨輕重分4個品級。
道光年間，屯綠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笆辍笔钦涿肌ⅧP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針等；“八珠”為麻珠、寶珠、珍珠、園珠、蝦目等；“六熙”指貢熙、眉熙、正熙、副熙等。同治年間，“大幫官堆”屯綠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寶珠、圓珠、蝦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鳳眉、針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貢熙、眉熙和熙春。光緒11年（1885年）“皖南茶厘總局”詳文稱：“查道光年間(1821--1850),皖南茶引歲銷五六萬道(按：當時每引為120斤)；自同治年間(1862--1874),洋莊茶盛行,歲始銷引10萬余道?！备鶕痘諏俨鑴諚l陳》記載，徽州名茶是出口之大宗。1706年，綠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屬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蘿茶、包種茶、押冬茶等)始傳入英國。
又載，光緒年間“徽茶內銷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銷者常及十分之八九”。所謂外銷，即售給通商口岸的洋莊，由洋莊銷往國外，因此又稱洋莊茶。洋莊茶多以箱裝，內有錫罐，外飾彩畫，裝飾精美。
徽商外銷茶初始是“漂廣東”，由于海禁，當時買賣雙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所以稱“漂”；因為價格可以自主，因之利潤較高，又謂之“發(fā)洋財”。綠茶外銷茶還經澳門，銷往歐美或直運香港；售給東印度公司。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收購茶葉的訂單中，有關于紅茶綠茶的分類統計；在1741年至1750年間，綠茶中的眉茶進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進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綠茶的進口量分別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過這個分類進口統計，可以知道“屯綠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時在國外的貿易情況，同時也表明了它們在國際茶葉貿易中的地位。1820年以后，屯綠茶的“熙春”開始銷往英國、俄國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間，“屯綠”和“熙春”茶外銷竟多達十萬引。
茶學專家陳椽在《茶葉通史》中說：1845至1846年期間，茶葉價格不斷攀升，以綠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擔可售銀46兩左右（含出口關稅）；其次是雨前綠茶，每一擔約售40兩，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紅茶，每擔約售24至27兩。當年，茶葉平均售價為37兩，其中“熙春”茶的售價比屯溪茶高出約一倍。光緒年間的徽州歙縣知縣何潤生，在1896年撰寫的《徽屬茶各條陳》報告中說：“徽屬產茶以婺源為最，每年約銷洋莊三萬數千引（一引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績溪又次之。這四縣每年共計約銷洋莊四五萬引，均系綠茶。綠茶內分三總名，珠茶、雨前、熙春；皆為洋莊，均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罩輧蠕N茶不及十之一二，專用簍袋盛儲”。據民國二年(1913年)資料統計，全國制茶工場為703家，其中，安徽較大的制茶工場則為97家；這些工場設在屯溪、祁門、歙縣、休寧四地?？箲?zhàn)以前，徽州6個重點產茶縣，有祁門、至德、休寧、歙縣、績溪以及石埭、貴池等；有小規(guī)模茶號649家。傳統茶商只有一小部分，其余茶號概為新設；新茶號中還有集資經營資本的。它們共同的特點是資本額小，靠滬、潯等地臨時貸款，向茶農收購毛茶，在設備極其筒陋的手工工場中制成精茶；然后運到九江、上海，由茶棧轉手售給外國洋行。明代，徽州商人已經將各種徽茶運銷漢口。史料記載：“祁門茶溯江而上，四川茶順江而下，麇集于漢口”。尤其是明清以來，運銷蒙、俄的茶葉大多為晉商所壟斷；如清代學者王先謙所說：“中國紅茶、磚茶、帽盒茶均為俄人所需，運銷甚巨。此三種茶，向為晉商所運。”并由此形成了一條由南到北經西伯利亞直達歐洲腹地的國際性茶葉商路。
漢口是中國三大茶市之一，也是萬里茶道上的主要茶葉集散地；亦有漢口茶港之美譽。但是，漢口本不產茶，它主要依托湖北、湖南以及安徽、江西的大量茶葉支撐著這個國際茶市。然而，漢口茶市的經營茶商卻是山西商幫、徽州商幫、廣東商幫、湖南商幫、江西商幫及本地商人，號稱漢口六大茶幫?！肚迨犯?食貨志》對中國茶葉的海內外市場有過這樣的描述：“其市場大者有三：曰漢口，曰上海，曰福州……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產外，多有湖廣、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諸茶；江西、安徽紅綠茶多售于歐美各國?！碑敃r，“祁紅”經漢口輸出俄國的主要商路有兩條：一條是從漢口出發(fā)，經漢水運至襄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騾馬馱運北上，至張家口；或從玉右的殺虎口進入內蒙古的歸化（今呼和浩特），再分銷蒙古、新疆等地。另一條是從漢口順長江而下至上海，轉運天津；再由陸路運至恰克圖轉輸西伯利亞。京漢鐵路通車后，漢口的茶葉輸出又增加了一條更為便捷的途徑，即通過鐵路運至華北，再由駝隊輸往蒙古和西伯利亞。
清咸豐八年（1858），根據清廷與英國天津條約，漢口、鎮(zhèn)江、九江成為長江三開放口岸。外商頻至，茶葉大宗出口，當時九江駐有法（漢口兼）、英、日、荷、美、俄（均上海兼）領事。此時，在漢口經營茶葉的徽州商幫，不僅人數眾多，銷售甚好，而且是頗有聲譽及影響。如徽州績溪人胡桂森，在漢口創(chuàng)業(yè)多年，除了開辦多家酒店外，還利用家鄉(xiāng)產茶的優(yōu)勢，開設了“胡元泰”茶莊；因為茶價便宜，質量也好，而且品種亦多；憑此一枝獨秀的優(yōu)勢，其茶、酒業(yè)務幾乎壟斷了漢口的市場。胡桂森的生意紅紅火火，店名聲名享譽武漢三鎮(zhèn)；以致民間有“胡桂森武漢半邊紅”的說法；他也被選為武漢市總商會會長。
清光緒十年(1884)3月28日的《申報》記載：徽州茶商在九江“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為大宗，城內外之開茶棧者共四十余家。”清末民初，曹耆瑞、曹繼發(fā)父子在漢口開設瑞馨泰茶號五爿，成為武漢三鎮(zhèn)的茶葉巨商。1900年，《湖北商務報》(第38期)刊登有《祁門茶事》一文記載：“祁門地方向以紅茶為生意之大宗，然專售予俄人……”1916年《協和報》曾刊登有《漢口茶業(yè)狀況》，文章說：“漢口茶業(yè)向分兩湖市與祁門市其貨多，其銷外洋而銷于俄國者最多。”民國九年(1920年)以后，漢口茶市衰落，紅茶貿易中心由漢口轉至上海。祁茶運輸，先用小船(每船不超過60箱，船價36元)由閭江經江西景德鎮(zhèn)運至饒州，每箱運費約6角；再改撫州大船，用小輪拖載，出鄱陽湖而達九江，小輪拖載每箱約2角，撫州船費每箱3角；由江輪運至上海，每箱運費約1.1元。以上運費，祁門至九江由茶號自理；九江至上海，沿途報關手續(xù)、上下駁力、火輪運費，均歸各放匯茶棧的九江分棧代辦茶葉售出后，由上海茶棧在售價內扣除。祁紅茶改由陸路運輸后，由公路局于境內各產地汽車站，經蕪屯公路運至宣城火車站，換裝江南鐵路貨車運至南京堯化門，轉京滬路至上海。紅茶經銷手續(xù)全由茶棧代理，茶棧取樣與洋行議定價格，貨樣相符即可成交。
在中國出口紅茶中，祁紅占有重要地位。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中國紅茶出口總量890噸，其中祁紅2488噸，占27.89%；翌年，紅茶總輸出9820噸，祁紅占26.67%。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祁紅茶外銷業(yè)務一度由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經營；此時，輸往俄國的祁紅數量大增，茶價亦較戰(zhàn)前上漲約20--60%。祁紅茶外銷而使中國外匯收入增加，為戰(zhàn)時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民國二十九年后，復歸上海茶棧經銷；主要銷往英國、美國、法國、蘇聯、德國、荷蘭、加拿大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以英國為大宗，占出口量一半以上。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徽州“貢熙”茶、祁門紅茶等徽州茶葉獲得了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梢哉f，中國茶葉走向世界的歷史，其實是世界霸主興衰交替的歷史；而徽州茶走向世界的歷史，不僅證明了徽州茶的品質，也印證了徽州茶的輝煌！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祁紅、屯綠以及其他茶類的外銷貿易，均由上海茶葉進出口公司和安徽省茶葉公司組織運銷國外。此后，徽州茶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卻是另一番精彩與輝煌！
結語
一千多年來，中國茶借由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早已“播種”全球，成為世界感知中國文化的一個窗口，更成為中外商旅往來、相互理解與溝通的媒介。當下，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時代，為中國茶更好走向世界提供了新路徑與新機遇。
明清時期，中外交流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中外交往在地域上已經突破了沿海地區(qū)，開始向內地深入；英、美等國家對中國內地所產綠茶的巨大的需求，為中國茶葉的生產和出口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中國茶適時地抓住了機遇，徽州茶也趕上了好時機；而徽商攜其在茶葉資源上的優(yōu)勢加入到中外經濟交往的洪流中；徽州茶更是憑借其優(yōu)良的品質，迅速地占據了廣闊的國內外市場，推動了茶葉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也推動了徽州區(qū)域經濟的發(fā)展；因此，清前期中英之間綠茶貿易的成功經驗，以及清晚期祁紅及其他徽州茶銷售海外的業(yè)績和事例，應該值得今天的茶人認真思考并鏡鑒。
千年潮未落，風起再揚帆。2020年，聯合國確立了中國主導的“國際飲茶日”；這無疑為中國茶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路徑；這也是徽茶乃至中國茶走向世界的新機遇！
本文作者系黃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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